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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文化研究的思想与现实”对话会

Created Date 6/5/2015 舒慧   View Numbers  251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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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传媒研究杰出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语境才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文化研究并非研究文化本身,而是所有社会关联。比如他研究过摇滚乐,他的研究内容不限于音乐本身,更在于摇滚乐产生的那个历史年代的语境、社会和政治运动。当他把这项音乐研究与其它文化、经济和政治研究放在一起从“关系”的角度思考时,文化研究也就开始了。
 
“我从斯图尔特·霍尔那学到从事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那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政治知识分子,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
 
6月4日,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的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做客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由王晓明教授主持、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研究的思想与现实”对话会上,做题为”文化的重要性和政治性”的主题发言,具体讲述了自己眼中的“文化研究”。
 
此外,他与6位回应人陶东风,陈建华,罗岗,倪伟,罗小茗,山谷进行了对话。他还玩笑说:“如果你们要学文化研究,就别去美国学。”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对文化研究领城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非常。他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进行研究,师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最重要
 
劳伦斯提出,文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理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这个世界和各种权利关系中的人们负有责任,他们关注人们的现存境遇,他们也尽力满足人们对于自身可能性与欲望的感知。“然而,无论知识分子能够为人们提供哪些希望,展望哪些图景,都必须基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劳伦斯强调社会参与对知识分子而言非常关键,而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可能。
 
在认清现实之后,知识分子便有责任为眼前的社会现象提供有效的知识帮助。劳伦斯同样强调文化研究中知识的作用:“如霍尔认为的,‘文化研究’相信知识和观点很重要并会发生作用,它承载了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和由此而起的所有激情。知识不等同于政治行动,但对于成功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知识不可或缺。”劳伦斯承认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就在于它认可思想和知识的重要性。
 
要做“没有理论的理论家”
 
现实是由“关系”组成的,很多理论内容都涉及相关性。比如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中的各类事物看成是不变的机械的实体,把相关性看成是稳固的、恒定的;而反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各类事物还原到关系之中,认为有关各类事物的命名、标签以及看似牢固的真理,实则都是建构的结果。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相关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变动的、被要求不断地解构,在终极意义上是非实在的。
 
而文化研究呢,在劳伦斯看来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不同于反本质主义者,文化研究者认为相关性是实在的,它们有实效;但也不同于本质主义者,因为相关性在文化研究者看来不是恒久的、普遍的。劳伦斯分析,相关性从来都是依时依地依事而存在并发生变化的,每一次消解和重建相关性的过程都在一个有诸多限制的具体语境下发生。
 
“文化研究拒绝接受欧洲现代主义所界定的放置四海皆准的‘真理’,也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所界定的相对主义。文化研究重视语境,就意味着它所发现的‘真实’只存在于特定情境中。”
 
为此,劳伦斯认为文化研究需要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ty)。即研究的出发点是对具体语境的关注,而不是某种理论或立场,因为理论或立场可以随时间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对当下的关注。“然而,这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可以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进行, 而是如霍尔说的,我们要做‘没有理论的理论家’。”劳伦斯解释,文化研究没有预先设定的理论,它总是致力于寻找最有效的理论工具,目的也是用理论来更好地理解正在进行中的语境。
       
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现有的学术研究常倾向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多数人认为,学术研究的意义不是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是通过解释使事情变得可以理解、更为简单。但劳伦斯认为文化研究正好是相反的:研究者必须学会在复杂性中思考、行动、甚至生活。“任何语境总是复杂的,比任何理论所能昭示的都要复杂。”
 
他举例,在当下,很多具有主导性的、想要通过理论来解释具体语境的研究似乎都欣欣然地摒弃了复杂性。“我们越来越多地回到各种形式的简化操作,全都是关乎资本主义或者生理政治(biopolitics),经常落入把事情简单粗暴划分为‘新与旧’的二分法的窠臼。当代批评家更感兴趣的常常好像是给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命名,而不是理解各种势力的均衡。”因此,劳伦斯提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所谓的“新”其实听起来非常“旧”。
 
尤其,在现代大学,不同学科的宗旨是要把总体复杂性切割成各自独立的小块,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等。在过去,劳伦斯很喜欢讲这么一个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故事。那时,他的老师霍尔有一天收到社会学系主任的信,说“有谣传你们想研究社会学,但是你们这些人哪里有学术资格来从事社会学啊?”霍尔的回答是:“我们不想研究你们的社会学,我们要做的是社会学本来应该研究的东西。社会学成了一个学科就做不了它应该做的事了,所以由我们来做。”在霍尔和劳伦斯看来,要研究社会学问题就必须研究文化层面的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有话语表述的重要层面或文化层面,把它们割裂开来是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文化研究的目的。
 
那么该怎么办?劳伦斯说,既然当代大学的结构运作和价值观似乎都和文化研究所坚持的相反,就要求研究者从学科划分转向跨学科,从个人研究模式转向协同合作模式。“多数情况是,我们认为只要把学科知识累加起来成为一个整合,这一整合就大于各部分的和。我恐怕实情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更严肃地迎接跨学科的挑战。”劳伦斯解释,不仅是简单地开展跨学科对话,更要让每个学科都变成为一种跨学科构成,把各自的学科研究对象重新放置到它所置身的诸多关系的复杂性中去,以便生成一个多学科共有的实体(entity)来作为跨学科对话的基础。



(来源: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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